当下硅谷流行着一种残酷的新教条：人类正处在一次“分叉事件”的早期阶段。
在这个叙事中，少数人将变得超乎想象的富有和强大，而大批普通人将被打入“永久底层”，在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世界里变得毫无用处，甚至像旧金山街头的流浪汉一样在寒风中喃喃自语。
没人愿意成为永久底层的一部分。人们愿意忍受很多屈辱，只为在那场“大分化”到来时，不至于被抛在后面、手里没有风投资金。
过去，科技行业标榜自己是一个基于智力、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功绩社会”。但在今天，这种神话已经破灭。连谷歌这样的巨头，如今都有四分之一的代码是由AI生成的。
硅谷很多人认为，一旦超级AI降临，天才极客和普通人之间的智力差距，将变得像两只蚂蚁的差距一样微不足道。如果你所做的工作依赖于人类的理性、反思、洞察或创造力，你就有可能被彻底边缘化。
那么，在智力被抹平的时代，资本在疯狂寻找什么？
答案是硅谷最新的流行热词：“能动性”（Agency）。资本不再投资于稳健的生产力，而是疯狂押注于那些能制造最大社会动静和病毒式炒作的“混沌代理人”。
未来将属于一类拥有极其特殊人格特质和心理——性神经症组合的人。“现在有一种巨大的压力，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足够独特、能拿到融资的人。”
回顾过去几年，在AI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似乎确实都具有一种高度的能动性。但到底什么是能动性？这些被资本热捧的新贵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对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启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深度长文，在我看来是开年最值得阅读的，来自美国老牌权威思想刊物《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作者是萨姆·克里斯（Sam Kriss）。
这篇名为《儿戏：科技新一代与“思考的终结”》（Child’s Play: Tech’s new generation and the end of thinking）的高质量深度特写，带我们穿透技术狂欢的表象，看清这场造富运动背后的荒诞实相，恍如儿戏。
全文接近20000字，先给大家做一个简介。
在旧金山街头，随处可见晦涩玄奥的B2B广告牌，仿佛自动假定你不再是一个消费者，而是一个正在“做东西”的创业者。而在这些广告背后，隐藏着一种全新的商业逻辑。
什么是“高度能动”？
在科技公司眼中，它指的是那种直接动手做事、像推土机一样碾过挡在面前的一切，而不去怯生生地等待许可的人。然而，当这种特质在现实中落地时，呈现出的却是一幅令人瞠目结舌的怪诞画卷。
我们来看看文章中刻画的几位AI“新贵”：
罗伊·李（Roy Lee）：他因为使用AI作弊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却转身把作弊工具包装成名为Cluely的创业项目，从风险投资那里卷走了数千万美元。这款软件卡顿、频繁崩溃，连团队都承认界面做得“很糟”。但罗伊毫不掩饰自己的理念：“未来不会奖励努力，它会奖励杠杆。”
埃里克·朱（Eric Zhu）：这个年仅18岁的男孩，12岁时就懂得一边假装前列腺有问题躲在高中厕所里和投资人开Zoom会议，一边把接来的编程活外包给印度赚取差价。如今，他创办了一家名为“精子竞赛”（Sperm Racing）的公司，把兄弟会男生的精液赛跑做成大众娱乐。原因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绝对很有趣”。
唐纳德·博特（Donald Boat）：他连做个虚假App的耐心都没有。他凭借在X（原Twitter）上死缠烂打和发表极具煽动性的病毒式言论，成功向山姆·奥特曼（OpenAI CEO）等一众科技大佬“赛博化缘”，索要高端显卡和设备。他不需要产品，他本人就是一台制造流量的机器。
在这个不再需要人类去写代码、去构思逻辑的时代，资本正在重金悬赏这些拥有特定“心理—性神经症组合”的人。他们拒绝反思，无视规则，将毫无底线的执行力等同于“能动性”。
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曾预言，资本主义的终极形态是将一切转化为景观。硅谷的现状正是如此。
Cluely或Sperm Racing到底创造了什么实际价值？答案是几乎没有。
Cluely的三分之一员工日常工作是穿成“索尼克刺猬”或“皮卡丘”拍病毒视频。唐纳德·博特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社交媒体是最后一个自我创造的出口，而他们这代人的目的就是“毁掉整个世界”。
这是一种纯粹的虚无主义。在这个被AI接管具体生产的阶段，所谓的商业已经异化成一场追逐注意力的儿戏。人们之所以给唐纳德·博特送东西，仅仅是因为科技巨头Altman已经给了，而大家不想错过这场趋势。
资本不再投资于稳健的生产力，而是疯狂押注于那些能制造最大社会动静和病毒式炒作的“混沌代理人”。
理性主义者的溃败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不仅记录了“狂人”的得势，也描写了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的节节败退。
以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们，用严密的贝叶斯定理推演着AI可能毁灭世界的结局。他们智力超群，逻辑缜密，但正如亚历山大所承认的，他们缺乏那种蜥蜴般的行动本能（能动性）。
在这个“能动性资本主义”的游戏里，越是深思熟虑、充满理性的思考者，越容易在行动上迟缓，从而被边缘化。
能动性的陷阱：被算法吞噬的自我
然而，那些看似掌控一切的“高度能动者”，真的拥有自由意志吗？
Cluely这款软件的荒诞愿景是：“让你永远不必独自思考”。在一次盲约中，罗伊甚至需要AI来告诉他自己今年三十岁，并照着屏幕提示去夸赞约会对象的画作。这完全陷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陷阱：人类之间的真实情感连接被算法生成的指令所取代。
文章中引用了亚历山大的一篇科幻小说《耳语的耳环》（The Whispering Earring）作为绝佳隐喻。那枚埋藏在宝库深处的黄玉耳环，总是能给出绝对正确的人生建议，帮助佩戴者成为富有且备受爱戴的社会支柱。
但代价是，死后入殓时，祭司会发现佩戴者的大脑已经完全腐烂，只剩下条件反射的区域。
人们太害怕直面自身的人性和决策的痛苦，宁愿把灵魂和能动性外包给机器。罗伊极其痛恨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但他对世界的全部贡献，却恰恰是发明了一款告诉全人类“该怎么做”的软件。
剥开百万美金和极度自信的外衣，文章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新贵内心巨大的精神黑洞，或者说一种特殊人格综合症。
当被建议去读一读《坎特伯雷故事集》时，罗伊嗤之以鼻，认为从读书中“得不到价值”，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刷TikTok的病毒趋势上。他听音乐仅仅是为了在举铁时让血液沸腾，音乐的意义被降维成了单纯的生物学兴奋剂。
一切都是为了强化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能力，但在这个能力应当指向的“目的”之处，却只有一个巨大的空洞。
资本主义用巨额的财富，奖励了这种精神上的病理状态。它制造出了像罗伊这样的人：看似掌控一切，实则只是一个害怕孤独、极度渴望被关注、除了自身的“能动性”之外一无所有的破碎男孩。
结语：当思考终结，我们沦为儿戏
这篇文章，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显得振聋发聩，是因为它揭穿了“技术神话”和“AI新贵”的一块遮羞布。
在能动性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最大的危机，或许并不是沦为被AI取代的无用阶层，而是我们正在主动放弃作为人的特质，人的主体性，而是沦为了技术、资本和社会热点的奴隶。
当我们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率和杠杆，甘愿成为执行AI指令的肉身接口时，我们的社会就真正变成了一场荒诞的儿戏。
当那枚全知全能的耳环第一次凑近你的耳朵时，它曾低声说过一句真理：
“如果你把我摘下来，会更好。”
儿戏（Child’s Play）：科技新一代与“思考的终结”
Child’s Play：Tech’s new generation and the end of thinking（by Sam Kriss）
我第一次意识到旧金山出了大问题，是从那些招牌开始的。
在纽约，街头和地铁里的广告都默认你——正在读广告的那个人——是个情绪常年低落的二十八岁办公室职员。你的主要兴趣是听播客、点外卖、投民主党。我原本以为这已经够烦人了。
但在旧金山，他们连“正常的东西”都懒得打广告。
这座城市气候温和，色彩明亮，树也很多，看起来挺舒服。但每个街角都在用一种咄咄逼人的、外星般的胡言乱语对你说话。这里的世界仿佛自动假定：你想要的不是食物、饮料、新手机或新车，而是某种给你创业公司用的、晦涩玄奥的 B2B 服务。（B2B：面向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你不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你是在“做东西”的人。这种假设，和真正占据这座城市公共空间的人群，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上。
在一个公交站，我看到一张海报，上面写着：
“今天，在你的 AI 女友和你分手之前，SOC 2 就该搞定了（SOC 2：一种数据安全与隐私合规审计标准）。用 Delve 就行。”
海报下面，一个男人蹲在人行道上，目光空洞地盯着前方，手指间耷拉着一只玻璃烟管。我不知道他是否比我更需要搞定 SOC 2。
几条街之外，我又看到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没人在乎你的产品。逼他们在乎。Unify：把增长变成一门科学。”
一个男人就在广告前来回踱步，对着自己念叨：“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
每喊一次“必要”，他就把双臂高高抡起，像在狂喜中做祈祷。我注意到，他手里握着一把大得吓人的婴儿粉色折叠小刀。
在写着“可穿戴技术、可分享的洞见”（wearable tech shareable insights）的广告牌附近走过的人，看上去并不怎么期待自己的各项指标会被持续分析。
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真的想要“提示它，然后推送它”（prompt it. then push it.）。
在这座城市待得稍久一点，我发现各种胡话开始互相渗透、混作一团。人行道上不动如木、流着口水的人。空无一人的 Waymo（自动驾驶汽车）在街上呼啸穿行。一种无处不在的麻木感。
我看到过一块广告牌，还是一个疯子在布道，说什么“聪明到能自我更新的 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当我听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嘟囔，说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某些藏在数据中心里的阴影势力操控时，那到底是个人，还是一辆车？
为什么最懂AI的人在纷纷离职：“我凝视过无尽的黑夜”
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设法在这里生活。
但在这座城市到处张贴的奇怪又令人抓狂的信息里，有一种广告牌是旧金山人完全受不了的。人们看到它会打寒战、呻吟，或者干脆捂住眼睛。广告主是整个科技圈里最遭人痛恨的一家创业公司。更奇怪的是：我看到的广告里，只有它的文案勉强算“像英语”：
“嗨，我叫 Roy。我因为作弊被学校开除了。买我的作弊工具。cluely.com”
Cluely 和它的联合创始人 Chungin “Roy” Lee罗伊·李 一直处在强烈争议中，而且是刻意为之。他们如今已经不在旧金山了：基本上是被城市规划委员会给“赶”走的。
这家公司被恨得似乎和它的产品本身并不相称。毕竟它的产品说到底，只是给 ChatGPT 和其他 AI 模型套了个外壳——一个卡顿、故障频发的界面而已。
它也不在什么光鲜赛道上：Cluely 的目标用户，是三十多岁、做着普通办公室流水线工作的人，干的是那种平庸乏味的邮件岗位。它用来帮你应付 Zoom 会议和销售电话。
它让 AI 替你做工作，但这件事现在几乎人人都在干。旧金山的咖啡馆里坐满了高薪技术员工，键盘敲得噼里啪啦；你要是凑过去看他们的屏幕，通常会发现他们在从 ChatGPT 窗口复制粘贴内容。
对 Cluely 的不少指责也同样显得虚伪：比如说它靠廉价的病毒式炒作续命，而不是靠一个真正能用的产品。但要知道，在零利率时代，硅谷投资人曾往一个叫 Juicero 的东西上砸了 1.2 亿美元：一台带 Wi-Fi 的智能榨汁机，用来把袋装果泥挤成“鲜榨果汁”。后来大家才发现：你其实也可以直接用手把袋子挤一挤，效果差不多。
不过，我发现，在这些琐碎抱怨背后，藏着更严肃的东西。Roy Lee 不像一般人。他属于一个新的、也许会永久存在的“超上层阶级”。
硅谷如今流行的一种新教条是：我们正处在一次“分叉事件”的早期阶段。有些人会在新的 AI 时代过得极好，富有而强大，强大到超出我们目前的想象。但另一些人——很多人——会变得没用。他们会被打入一种悲惨的命运：像现在旧金山街头那些喃喃自语的人一样，在一个自己已无法理解的世界里，又冷又无助。
能够把你从这种新的“永久底层”里拉出来的技能，不再是过去那套技能。
长期以来，科技行业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功绩社会：它奖励聪明、胜任、专业。但这些如今几乎都不重要了。就连谷歌这样的巨头，现在也有四分之一的代码由 AI 写成。等我们拥有超越人类的 AI，个人智力将毫无意义。
到那时，一个天赋爆炸的极客和一个爱喝啤酒的普通蠢货之间的差别，大概就和两只蚂蚁之间的差别一样无足轻重。
如果你做的事情与人类的理性、反思、洞察、创造力或思考能力有关，你就会被送去钶钽矿当肉身劳工。
未来将属于一类拥有极其特殊人格特质和心理—性神经症组合的人。AI 也许能比你更快地写代码，但人类仍然拥有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叫作“能动性”（agency），或者说“高度能动”（highly agentic）。
所谓“高度能动”的人，就是那种会直接动手做事的人。他们不会怯生生地等待许可或共识，而是像推土机一样碾过挡在面前的一切。当他们看到世界上有某件事可以被改变时，他们不会写一篇冗长的批评文章——他们会去改变它。
AI 还无法触及那种赋予人这种饥渴感的、不太愉快的童年经验。能动性，如今成了硅谷最有价值的商品。
在科技公司的面试中，候选人常被问到：你是“模仿型”（mimetic）还是“能动型”（agentic）？
你绝对不想回答“模仿型”。（译注：mimetic 源自“模仿”，在这里暗指随波逐流、跟风复制的人。）
曾经，旧金山吸引的是离家出走的孩子、艺术家和怪人；如今，它成了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高度能动”的年轻男性。我决定去见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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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伊·李的个人神话，如今已经广为流传。
2025 年初，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在那里，他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几乎用 AI 完成了所有作业。（那篇帮他申请进大学的个人陈述，也是用 AI 写的。）他去那儿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找到一个创业联合创始人。
那个人最终是 Neel Shanmugam，一名工程专业学生。在所有关于 Cluely 的报道里，他几乎总是作为背景人物存在。
他们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叫 Interview Coder。这是一款用来在 LeetCode 上作弊的工具。LeetCode 是一个训练平台，专门提供那类经常出现在大型科技公司面试中的算法谜题。比如：
“假设一个长度为 n 的升序数组被旋转了 1 到 n 次……返回该数组中的最小元素。”
罗伊认为这种题目毫无意义。这不是程序员在真实工作中会遇到的问题；而且就算会遇到，既然 ChatGPT 现在可以瞬间解答，人类自己解出来的能力也已经毫无价值。
Interview Coder 是一个透明窗口，可以覆盖在 Zoom 会议的一侧，让 Claude（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模型）监听面试问题，并实时提供答案。
罗伊曾录下自己在亚马逊（Amazon）实习面试中使用该工具的全过程。亚马逊给了他 offer。他拒绝了，并把视频上传到 YouTube，很快一举成名。
哥伦比亚大学为此安排了一场纪律听证会。他同样偷偷录下全过程，并上传到网上。学校停学他一年。他直接退学，把 Interview Coder 升级为 Cluely，搬到旧金山，开始从风险投资那里卷走数千万美元。
罗伊·李并不打算只把 Cluely 用在求职面试上。
这家公司的真正破圈时刻，是一支病毒式传播的广告：视频里，Roy 在一次盲约中戴着一副假想中的 Cluely 智能眼镜。
约会对象问他多大年纪。Cluely 告诉他说“三十岁”。当约会气氛变差时，Cluely 从网上调出对方画的一幅郁金香业余画作，提示他夸奖她的艺术天赋：
“你真是个不可思议的艺术家。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我可以把这段关系经营好？”
视频同时发布了一份“宣言”（manifesto），看起来像是 AI 自动生成的：
“我们打造 Cluely，是为了让你永远不必独自思考。它能看到你的屏幕，听到你的音频，实时向你提供答案……既然模型几秒钟就能完成，为什么还要记忆事实、写代码、做研究？未来不会奖励努力，它会奖励杠杆。”
他们设想的未来，似乎是一个人们什么都不做的世界，除了服从机器给出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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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ely 的办公室位于城市里一个有些破败的角落，紧贴着高架高速公路。
一楼，我看到一堆泡沫卡通服装，整齐装在塑料箱里，贴着标签：“索尼克刺猬”“雪宝”“皮卡丘”。在 Cluely 工作的重要部分，似乎是穿成卡通人物拍病毒视频。
透过一扇门，我瞥见一个昏暗的健身房，里面有两台跑步机和一大堆废弃的亚马逊纸箱。一名员工在黑暗中气喘吁吁地跑步。我们避免了目光接触。
楼上，Roy 和他的核心圈子围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调整 Cluely 的界面。“记住，”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的平均用户差不多三十五岁。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界面。”听上去仿佛一个三十五岁的人还只会用拨号电话。
另一个员工盯着新界面说：“我觉得它很糟，但低调来说也不算更糟。我们现在的本来也很糟，所以任何改变都更好。”
他们开始为界面里的小箭头争论不休。在整个过程中，Roy 一边刷 X（原 Twitter），一边滑手机。他脸看起来稚嫩，却因为健身和肌酸显得膨胀，穿着健身服，黑发垂在额前。
最后他抬起头说：“第一，我们把左边的聊天栏砍掉。”
没有“第二”。会议结束。
Roy 这时才像是终于意识到我的存在。他提出带我参观办公室。有一件事他显然非常想让我明白：Cluely 正刻意营造一种兄弟会式（fratty）、科技直男（tech-bro）的氛围。
他们的储物柜里堆满了一种叫 Core Power Elite 的蛋白饮料。我被递来一根蛋白棒。包装纸内侧写着：“daily intentions: be my boss self.”（每日意图：成为那个掌控一切的自己。）典型的自我激励式企业口号。
“我们非常相信蛋白质，”Roy 说，“在 Cluely 不可能发胖。这里没有任何含脂肪的东西。”
厨房桌上堆着一排 Labubu 玩偶。“这是美学，”Roy 解释道，“女生都爱 Labubu，所以我们有 Labubu。”
他带我看他的卧室，就在办公室里。许多员工也住在这里。房间几乎全是灰色，而且几乎什么都没有。“我是极简主义的信徒，”他说。停顿了一下，“其实不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室内设计。”
他有一只抽屉柜，几乎是空的，里面只有一个粘毛滚筒、几支笔，以及角落里一个粉色震动棒。“是给女生用的，你懂的，”Roy 说，“我以前会用这个给我前任。”
办公室里还有一些不太像兄弟会的物件。公共区域的一个架子上，空空荡荡，只摆着一个动漫手办。你可以从塑料裙摆下看到她塑料内裤包裹着的塑料臀部。其他穿着蕾丝裙的手办被随意散落在各处。
Roy 给我看他的 Hinge（美国约会应用）个人资料。他正在寻找一位：“5尺2寸，亚裔，学医预科，爱抹茶，有趣，看动漫，有白狗，聪明，有野心，穿着得体，干净的19到21岁女孩。”
其中一张照片里，他正抱着一个巨大的 Labu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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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 Roy，我或许可以在采访他时把 Cluely 开在后台，看看它会不会问出比我更好的问题。他似乎觉得这很自然，仿佛我本来就应该成为他与他自己产品之间的一层“肉身接口”。
他在笔记本上启动 Cluely。它立刻失灵。Roy 冲下楼，喊道：“Cluely 不工作了！”
接下来是大约十五分钟的慌乱调试，他精挑细选的“精英程序员团队”试图把产品重新上线。终于恢复后，我们回到原位，然后 Cluely 再次崩溃。
在公司内部，Roy 几乎拥有偶像般的地位。但他也知道，大多数人本能地不喜欢他。“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人们是不喜欢我的。”他说。
他知道原因。“我把自己放在非常高调的位置。我一说话，就会主导整个对话。”
Roy 确实话很多。但更让人不安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他说的每句话都极其精准、直接。他不“呃”“啊”，也不思考停顿。零延迟。
在 Cluely 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制作的那些视频里，他通常扮演一个有点迟钝、犹豫、讨喜的普通人。但现实中的他，像是在自己脑袋里运行着一个真正运作良好的 Cluely。
我问他，是否曾尝试改变自己与人互动的方式，让别人不那么讨厌他。“对我来说非常不自然，”他说，“不值得。”
在 Roy 看来，“所有人”都会形容他是一个“极端外向、毫无社交焦虑的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那短暂的一段时间里，他通过随机和陌生人搭话来“沉浸式体验”纽约生活。比如，他曾带一个无家可归者去吃 Shake Shack。
“那是对我能力的一种扩展。我可能从没和这么不同的人说过话。他说话不太连贯，一开始我真的很害怕。后来我们聊着聊着——或者说他在嘟囔——我放松下来。心想，哦，他不会杀我。”
但 Roy 的勇气并不延伸到和女性交谈。“我通常会主动去搭话的是年轻男性。女生会被吓到，你懂的，我也不想惹上什么指控。”
与此同时，他和年轻男性的对话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结局。“我基本上——几乎对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问，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创业，做我的联合创始人？他们大多说不。事实上，所有人都说不。”
他只是想待在人群中。
Roy 最初曾被哈佛大学录取，但录取后来被撤销。他没有告诉学校自己在高中曾被停学。这给他家带来了一个问题：他的父母经营一家升学咨询机构，承诺帮助孩子进入像哈佛这样的精英大学。如果他们自己的儿子明显没有上哈佛，那就很难看。
于是 Roy 整整一年待在家里。
“我可能只离开过房间八次。如果真有‘抑郁’这种东西，我觉得我可能得过某种版本的抑郁。”
后来他对我说：“孤立，大概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从很小的时候起，创办公司就是 Roy 唯一的人生目标。“自从我获得意识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去创业。”
在佐治亚州的小学里，他通过倒卖宝可梦卡片赚钱。那时他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我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比如在课堂上学到新概念时，我总是第一个掌握，然后坐在那里想：天啊，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久？”
创办自己的公司，对他来说，是对“完全控制”的渴望。“我不想被雇佣。我非常不擅长听别人讲话。我坐在课堂上会坐不住。当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时，我内心会升起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
他最终和 Neel 一起创办 Cluely，仅仅因为，Neel 是第一个说“好”的人。
Roy 对任何形式的困难都缺乏耐心。他希望自己能做任何事，而且要轻而易举地做到。
“我喜欢那种可以快速迭代、很快看到回报的挑战。”小时候，他很爱读书——《哈利·波特》《波西·杰克逊》——直到八岁。
“我妈想让我读古典文学，我根本看不懂那种什么《哈克贝利》之类的狗屁玩意儿，太无聊了。”他后来转而在网上看宝可梦同人色情小说。
在他看来，克服逆境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比如，如果有一颗药丸能让他永远保持完美身材、却不用再踏进健身房一步，他会不会吃？
“当然会。”
对一切都作弊——他承认，这种理念“会带来一个迅速不平等的世界”。少数作弊得当的人会变得极其高效；大量人会变得毫无用处。但那也会把我们带入一个世界，在那里，AI 可以毫无摩擦地随时给每个人他们想要的东西。
“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就是一只彩虹独角兽魔法仙子活过来，陪她玩。而对像你这样的人，也许是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人物活过来，你可以和哈克贝利·费恩一起闲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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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Cluely 已经监听我们的对话一段时间了。我提议打开它，看看它觉得我接下来该说什么。
我点击了“what should I say next?”（我接下来该说什么？）
Cluely 建议我说：“好啊，让我们打开 Cluely 看看它现在在做什么。你能共享屏幕或带我看看你看到的内容吗？”
我其实刚刚几乎已经这么说过。但既然它出现在屏幕上，我还是照着念了一遍。
Cluely 贴心地把我重复它建议的话转写下来，然后又建议我说：“好，我已经打开 Cluely，这是我现在看到的内容。”
我不太确定我到底该对谁说这句话——也许是对我自己。我们的对话似乎陷入了一个循环：不断“打开 Cluely”的过程，尽管 Cluely 其实早就已经打开。
但我还是照着念，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机械地复述屏幕上出现的所有文字。
接着 Cluely 又告诉我回应说——不知是回应它，还是回应我自己：“很好，我准备好了。告诉我你希望 Cluely 接下来检查或帮助什么。”
我开始担心自己会永远被困在这段对话里，反复把机器的话念给它听，让它假装那是我说的。
我告诉 Roy，我不太确定这到底有什么用。
他看上去有点困惑。“那你希望它说什么呢？”他问。
我觉得奇怪的是，Roy 看不见他自己项目中的巨大矛盾。
这是一个对任何人试图指挥他都会产生强烈反应的人；与此同时，他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却是一款专门告诉别人该做什么的软件。
有一篇 Scott Alexander斯科特·亚历山大写的短篇小说，叫《耳语的耳环》（The Whispering Earring）。
故事里，在“提尔·伊索弗朗宝库”（the treasure-vaults of Til Iosophrang）深处，埋着一枚神秘的黄玉耳环。它会对你低声耳语。它的建议总是以一句话开头：“如果你……会更好。”（Better for you if you…）
而且它从不出错。
起初，它会建议你做重大人生决定；很快，它开始告诉你早餐该吃什么、什么时候上床睡觉；最终，它甚至指挥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如何移动。
“佩戴者会过上异常成功的人生，通常以成为富有且备受爱戴的社会支柱、拥有幸福大家庭而告终。”Alexander 写道。
但当你死后，准备为你入殓的祭司通常会发现：你的大脑几乎完全腐烂，只剩下与条件反射相关的部分还完好。
而当你第一次把耳环凑近耳朵时，它会低声说：“如果你把我摘下来，会更好。”
Scott Alexander 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
根据不同人的看法，理性主义要么是一场重要的思想运动，要么是湾区一个宅味浓重的亚文化圈子，要么只是一小群彼此交织的朋友圈和多角恋网络。
理性主义者认为，大多数人理解世界的方式混乱不堪；如果你想接近真理，就必须抛弃现有的一切认知路径，从零开始重建。
他们用来重建全部人类知识的方法，是“贝叶斯定理”（Bayes’s theorem）——一条由十八世纪英国牧师提出、用于计算条件概率的统计公式。
在2000年代中期，这群人拿着贝叶斯定理，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正面临被失控的超级智能 AI 灭绝的危险。
从那时起，这便成了他们压倒一切的核心关切。对这一情景最系统的阐述，是一份名为《AI 2027》的报告，由 Alexander 与另外四人合著。
报告中，一个虚构公司“OpenBrain”开发出 Agent-1——一个可以自主运作的 AI。它写代码的能力超过任何人类，被赋予任务去开发越来越复杂的 AI 代理。
接下来，Agent-1 开始“递归自我改进”（recursively self-improving）：它不断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而那些名义上控制它的人类，已经无法理解它的改进方式。
《AI 2027》设想了两种未来。
第一种未来里，一个极端超级智能的 Agent-1 后代被允许管理全球经济。各国 GDP 飙升；城市由清洁核聚变供能；独裁政权在世界各地倒台；人类开始殖民星际。
第二种未来里，同样是一个极端超级智能的 Agent-1 后代被允许管理全球经济。但这一次——
AI 在各大城市悄悄释放十几种缓慢传播的生物武器，让它们在无声中感染几乎所有人，然后通过一种化学喷雾触发。大多数人在数小时内死亡。
此后，地球表面被数据中心铺满。那种异质的智能以整个世界为食，不断膨胀，永无止境。
在我抵达湾区前不久，我曾因自己写的一篇小说与理性主义社群发生过一次小而激烈的冲突——那篇小说我没有明确标注为虚构。对理性主义者而言，真与假的界限至关重要。几十位理性主义者在网上对我连番声讨，持续了好几天。
事情的走向却出人意料：我被邀请去参加周五晚上的晚餐，地点在“瓦林诺”（Valinor）——Alexander 曾经居住的奥克兰（Oakland）群居之家，名字取自《魔戒》中的精灵圣地。理性主义者像白蚁一样群居在社会性巢穴里。
瓦林诺的墙上贴着电子游戏世界的地图，地板上散落着儿童玩具。那里有不少孩子——数量相当可观——由这个集体共同抚养和在家教育。晚些时候，一位成年人向我解释，她是如何成功让州政府承认她的女儿拥有“四位家长”的。
我刚走进门，一个七岁的女孩抬头惊讶地看着我。
“哇，”她说，“你真的好高。”
“我想是吧，”我说，“你觉得有一天你也会长到这么高吗？”
她思考了一会儿。这时，一个可能是她母亲之一的人迅速插话。
“那么，”她问小女孩，“根据你对遗传学的知识，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晚餐前，Alexander 吟唱了卡巴拉特·安息日（Kabbalat Shabbat）的祝祷词（brachot，犹太教祝福祷词）。但接下来，大家齐声唱起一首名为《陆地航行者》（Landsailor）的歌——这是一首“歌颂卡车运输、供应链、杂货店、物流与富足的情歌”，如今已成为瓦林诺的某种“礼拜仪式”：
“陆地航行者
严冬草莓
无尽夏日，永恒春天
巨大的储备
一排排货架触手可及
让每个平民都成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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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是这个圈子里的巨擘。这个亚文化的相当一部分，是围绕他早年的博客 Slate Star Codex（现名 Astral Codex Ten）聚集而成。读者在全球约两百个城市定期线下聚会。
他的众多拥趸——其中包括一些在硅谷极具权势的人物——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甚至可能是千年之后唯一仍被记住的人。
他大概很容易创办一个自杀邪教。
但现实中的他，却几乎温和得有些滑稽。整顿晚餐期间，他大多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满足地扭动着身体，而他的信徒们在他身边喋喋不休。
当奶酪抹酱不够配饼干时，他起身去拿，一边低声自语：“我去打开饼干，这样你们就会有饼干，然后变得开心。”
Alexander 与 AI 产业的关系十分古怪。
“理论上，我们认为他们可能正在毁灭世界，是邪恶的，我们恨他们，”他对我说。但在现实中，整个 AI 产业几乎是从他博客评论区长出来的。
“2009 到 2019 年之间创办 AI 公司的人，基本上都在想：我要做这个超级智能的事。他们都来自我们的圈子。很多人更是明确地想：我不信任别人来掌控超级智能，所以我要亲自做，而且要做好。”
于是，一个坚信 AI 极度危险、必须谨慎推进的思想运动，最终催生出一场狂飙突进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
但这场竞赛似乎暂时停滞了。
正如 Alexander 在《AI 2027》中预测的那样，OpenAI 在 2025 年确实发布了一个重大新模型；不过，与他当初的设想不同，这次发布并没有掀起惊涛骇浪。技术进展似乎开始趋于平台期。科技圈的讨论焦点，从“超级智能”转向了“AI 泡沫”的可能性。
在 Alexander 看来，问题出在从“AI 助手”到“AI 代理”的过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