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然而，其供应链极度脆弱，芯片依赖少数东亚厂商，能源与关键材料高度依赖中东。伊朗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能源与氦气价格飙升，直接威胁AI基础设施扩张。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为扩建数据中心背负空前债务，风险从科技领域逐渐向金融体系传导，一场系统性危机或在酝酿。

作者：Matteo Wong、Charlie Warzel|《大西洋月刊》撰稿人

原文标题：Welcome to a Multidimensional Economic Disaster

原文来源：《大西洋月刊》（The Altantic）

原文编译：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近年来，全球经济在结构上正日益依赖人工智能产业。数万亿美元正在被投入到这一技术及其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之中。到2025年最后几个月，美国经济的几乎全部增长，在实质上都来自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即便在理想环境下，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蕴含风险，而现实情况则远非理想。

AI供应链脆弱与泡沫隐忧

人工智能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包括芯片、数据中心以及燃气轮机等高度依赖少数几个地理区域所生产或运输的关键资源，而且这些资源之间缺乏替代性与冗余结构。

其中，对中东地区的依赖尤为突出，而伊朗战争已经使这一地区局势明显动荡。由此引发的全球能源冲击几乎不可避免，即便是最乐观的情形，其结果也仍将是灾难性的。

在这种背景下，这场战争可能直接阻断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扩张进程。这不仅会对那些为了在竞争中领先而大规模举债的科技公司造成沉重打击，也会波及大量购买这些债务、寄希望于获取更高回报的私人信贷机构和银行。

在过去一年中，华尔街分析师和科技行业观察者已多次公开表达对“人工智能泡沫”的担忧。核心问题在于，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企业尚未形成清晰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一旦增长放缓，或市场开始质疑技术兑现承诺的能力，这一泡沫就有可能破裂，并在金融体系内部引发连锁反应。届时，无论是大型银行、私募股权机构，还是普通投资者的养老金账户，都难以独善其身。

▲图源：路透社

如果说此前这种崩盘仍更多停留在假设层面，那么如今，它正逐渐转变为一种现实可能。投资人兼金融顾问保罗·凯德罗斯基（Paul Kedrosky）指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商业地产不同，此轮风险的特殊性在于其脆弱点彼此交织、相互叠加，从而放大了系统性风险。

地缘冲突加剧供应链风险

这一点在先进存储芯片和训练芯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芯片不仅是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最关键的组件，同时也是成本最高的部分。目前，这类芯片主要由韩国的两家公司以及中国台湾的一家公司生产。

而这些地区在能源上又高度依赖波斯湾地区，尤其是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这些能源是半导体制造的基础支撑。此外，芯片生产还需要氦气、硫和溴等关键原材料，而这些资源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东地区。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等产油国，也已成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重要投资来源，而这些企业正是上述芯片的主要买家。

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已对大多数航运关闭，这直接导致全球约五分之一的天然气出口、三分之一的原油出口，以及大量化肥、氦气和硫资源被阻断。同时，伊朗与以色列对该地区化石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也意味着这些设施的恢复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仅在一个月内，作为全球基准的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上涨约40%，并存在进一步翻倍的可能。欧洲和亚洲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持续飙升，氦气现货价格也已翻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技术与国家安全研究员萨姆·温特-利维（Sam Winter-Levy）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经济几乎所有关键环节都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人工智能供应链并未具备隔离风险的能力。

从目前态势来看，局势仍可能进一步恶化。例如，一旦氦气供应出现紧张，将直接导致人工智能芯片短缺或价格大幅上升。

而人工智能企业为了扩展数据中心，对高性能芯片的需求正持续攀升，在成本进一步上涨的情况下，这些本就受到能源价格上升冲击的超大型服务器集群，将几乎失去实现盈利的可能。

缺乏芯片支撑，新建数据中心要么无法落地，要么建成后长期闲置。由此带来的不仅是科技企业估值的剧烈波动，还可能进一步拖累整个股票市场。

▲图源：路透社

风险传导：

从科技巨头到整个金融体系

通常情况下，一个行业的困境不会迅速外溢为全社会问题，但人工智能产业显然是一个例外。当前主导数据中心建设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包括微软、谷歌、Meta以及亚马逊，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规模巨大的企业。然而，即便是这些巨头，在单年合计投入接近7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资金压力。为支撑这些项目，数据中心运营方承担着规模空前的债务。

这些融资安排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与私募股权机构达成复杂交易来实现，包括黑石集团（Blackstone）、贝莱德（BlackRock）以及蓝猫头鹰资本（Blue Owl Capital）。

这些机构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着类似“影子银行”的角色，其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已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与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包括高校捐赠基金、养老金、保险资金在内的大量长期资本，都依赖这些私募机构进行配置。

在一段时间内，谷歌和微软每一次宣布扩大数据中心投资，都会推动其股价上涨。然而如今情况已发生反转。随着投入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者逐渐意识到，这些企业的收入增长远未达到支撑其支出的水平。

自年初以来，谷歌、Meta、微软、亚马逊、英伟达以及Oracle等核心企业的市值已下跌8%至27%不等，对整体股市形成明显拖累。同时，2025年这些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发行的债务规模达到1210亿美元，是此前多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并预计将继续快速增长。

在这一投资生态中，几乎所有关键参与者都暴露在风险之中。私募股权机构正受到来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双重挤压：一方面，它们在疫情期间大量收购的软件公司，正因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而估值下滑。另一方面，其新的投资重点数据中心,也因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的不确定性而面临风险。

黑石集团、蓝猫头鹰资本等机构投入巨额资金建设数据中心，原本预期通过科技公司的租赁支付来覆盖债务成本。然而，随着云服务商现金流承压，这一假设正受到挑战。

为了完成这些投资，私募股权机构从大型金融机构募集资金，但如今这些租赁收入的可持续性正在被重新评估。罗斯福研究所公司权力与金融监管主任布拉德·利普顿（Brad Lipton）指出，当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类似2008年的风险结构特征：资金链条高度交织，银行向私募信贷提供资金，后者再层层放贷，导致风险在体系内被不断放大并相互传导。"